#历史#
宋代士人群体，深受儒家传统教育，其整体道德素质、文化水平与学术素养都较高，在日常生活中，宋代的士人也很重视公益慈善事业，尤其是具有一定社会地位的士人。而儒学是一个开放的学术系统，类似于一个不断扩充的同心圆，以个体为圆心，不断向外扩展，从个体的修身、齐家到治国乃至平天下。
需要指出的是，儒家的慈善也决不限于亲族之内，而是推己及人，讲究“推恩”。正如孟子所说的那样，“老吾老，以及人之老；幼吾幼，以及人之幼，天下可运于掌。《诗》云：‘刑于寡妻，至于兄弟，以御于家邦。’言举斯心加诸彼而已。故推恩，足以保四海；不推恩，无以保妻子。古之人所以大过人者，无他焉，善推其所为而已矣”。
两宋儒者的这种推恩于陌生人的公益慈善，无疑具有明显的开放性特征。具体来说，两宋士人的公益慈善活动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：
1.修桥造路
就公益事业而言，由士人捐建或募资兴建的公益设施随处皆有，如修桥造路、义井给水、兴修水利和改善交通等等，都离不开士人的广泛参与和组织领导。如潘好古，被称为乡里长者，曾“发钱塘十万”，兴修婺州西湖旁两所废塘；乡居善士刘大同见“有大东塘，溉田数十百顷，岁久不治，将遂圯废”，于是“捐金鸠民筑之”。
绍圣元年（）十月，苏轼被贬惠州后，发现西湖两边的居民出行往往要涉水，极为不便，于是不顾老迈多病之体，建议在湖上修两座桥，以便于居民出行。为筹集资金，苏轼带头捐出了仁宗皇帝赐给他的犀牛角腰带，并动员弟弟苏辙一家捐赠。惠州刺史詹范深为苏轼的义举感动，欣然采纳了苏轼的建议，经过考察，最终确定要在西湖上修两座桥与一座堤坝。其中东新桥由道士邓守安主持，西新桥和堤坝由和尚希固主持。
在工程完工之日，惠州的父老乡亲奔走相告，自发地尽情庆祝。“三日饮不散，杀尽西村鸡”既是当时的盛况，更是老百姓发自内心的真情流露。
由此可见，宋代士人的积极从善促进了宋代城市和乡村公益事业的发展，水利交通的兴建和维修客观上方便了居民的出行，增加了居民的收入，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居民的生活。
2.赈饥灾民
两宋时期，灾荒频发，在两宋众多的士人公益慈善活动中，由士人领导、组织的赈饥活动随处可见。其中，南宋人刘宰的赈饥活动可以说是士人慈善活动的典型案例。
刘宰是南宋中期一位名士，金坛人，绍熙年间（-）进士。早年在江浙一带做过小官，后退居乡里，其后30余年间，致力于乡里事务，善行卓著，其中最突出者，是他主持的三次大规模赈饥活动。
第一次是嘉定二年（），刘宰与诸友“纠合同志”，“为粥以食饿者”，最多时日食达人之多，前后历时近6个月。
第二次是嘉定十七年（），刘宰与诸同志设粥局赈饥民，前后三月，日就食者最多达人之众。
第三次是绍定元年（），为救济受灾的邻邑而设，刘宰得好友王遂之助，“复合众力以续”，又得郡守助米斛，粥局前后持续两个月。
3．兴办义学。
在各种公益事业中，宋代士人贡献最多的还是兴办义学。义学，是民间办学的一种形式，有时义学虽用书舍、书堂、书院等名称，但由于具备免费入学制度并为学生提供学习用具甚至生活接济，因而无疑具有社会公益的性质。
宋代近百所义塾、义学中，大都是由士人兴建。由于士人比一般平民拥有更多的社会资源和社会声誉，在两宋时期各种义学兴办活动中，士人往往在其中充当了重要的组织者和管理者的角色。他们或以捐助者的身份出现，或以倡导者和组织者的身份者出现，对兴办民间义学起了重要的领导作用和支撑作用。
宋人义学始于窦氏义塾，该义塾是五代年间由范阳人窦禹钧设立，共有屋40间，聚书数千卷，礼聘有文行之儒为师，“凡四方孤寒之士贫无供须者，公咸为出之，无问识不识，有志于学者，听其自至”。
入宋之后，仿窦氏义学之设，士人群体创办了众多义学，其中较著名的有，黄问所创的上林义学，黄颐所创的黄氏义塾，李尧臣所创的李氏乡学，于令仪所创的于氏义学，林国钧所创的红泉义学，黄惟直所创的龙山义塾，等等。据统计，两宋义学大约共有90处，主要集中于江西、浙江、福建三地，这些义学的创办者大多为士人群体。
文人士大夫每以儒家乐善好施之义相激，积极从事慈善事业。在两宋众多的慈善组织中，居于核心地位，发挥组织、领导作用的，都是儒家君子，或者说“绅士”。君子“思”的能力较普通平民更强，因此，其“不忍人之心”也就更加强烈和持续。由此，他们采取关爱他人的行动意愿也就更为强烈。比起普通人来，他们不太